七千里路云和月——讀劉可牧《七千里流亡》
編輯導讀：
山東畫報出版社新近推出了《七千里流亡》一書，作者以生動流暢的筆墨，回憶了濟南省立一中的師生流亡大后方的艱難歷程。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雷頤在本書的推薦語里所說，抗戰時“中學西遷，更加艱辛，也更有‘故事’。
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華，驟間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，迫使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了生死離別的流亡之路。這其中有隨企業內遷的職工、有公教人員，也有青年學生。過去常見的流亡學生回憶，多為大學生，像記述西南聯大流亡大后方經歷的專著與文章，多有出版，并傳為佳話，向為世人所樂道。
山東畫報出版社新近推出了《七千里流亡》一書，作者以生動流暢的筆墨，回憶了濟南省立一中的師生流亡大后方的艱難歷程。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雷頤在本書的推薦語里所說，抗戰時“中學西遷，更加艱辛，也更有‘故事’。卻長期不為人知，不被重視。劉可牧先生將那個大時代自己隨校西遷，顛沛流離七千里的過程娓娓道來……填補了歷史一道小小的，但卻重要的空白”。八年抗戰，不光是前方將士的流血犧牲，也是平民百姓拒做亡國奴的生死流亡。作為八年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億萬民眾的顛沛流亡理應大書特書，不使淹沒。
該書的作者劉可牧（1920-2007），曾用名劉保全。祖籍山東蘭陵縣，生于南京一個篤信基督教的家庭，童年隨父母遷居濟南。劉先生從小酷愛文學，抗戰前就讀于山東省立第一（初級）中學時，即在林語堂主編的《談風》等刊物上發表過多篇作品。濟南淪陷前作者選擇了隨校西遷，途經河南、湖北、陜西，跋涉七千里，流亡到了四川。
晚年時，劉先生寫下了這部抗戰流亡回憶錄，留下一段帶有生命溫度的個體史述。期間的轟炸，險途，饑寒，癘疫，貧困，無助，死亡，從軍，革命，政爭，迫害，逃離……抗戰大時代里，同學、師長等各色人物的種種際遇和命運，都在實錄筆下。流亡途中，師生們艱辛備嘗，九死一生，或因饑餓、疾病而逝，或因溺水而亡，作者本人也險些被疾病奪去性命……難怪著名翻譯家、政治學者馮克利慨嘆說：“我讀劉可牧先生這部晚年憶舊的遺稿，仿佛與他徜徉于青春夢的墓場，平淡文字鋪陳的細節中，全是國難家殤。”
作者于晚年寫下這部回憶錄，使得他能以更具歷史縱深的眼光和更開闊的視野回望那段崢嶸歲月，哀而不傷，寫得從容而舒展。除了流亡的艱辛，書中還以情致盎然的文字，形象地再現了戰爭籠罩下流亡沿途五省的民情風物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抗戰社會生活史存。
尤其可貴的是，作者的文字流暢而優美，一幅幅凄美的戰時社會畫卷，隨著作者的行跡徐徐展開：泰山、賒旗店、山陜會館、劍門、藍灘……流亡沿途的山川地貌、鄉俗風情撲面而來，歷歷在目。作者在寫到戰時河南名鎮賒旗店時，這般描述：
“賒旗店已沒有像樣的商業和手工業。農家的農舍一片土黃色，只有一所基督教堂，青瓦粉墻很引人注目。清淺的唐、趙二河繞鎮三面，向南緩緩流去。二河匯流處停著幾只商船和漁舟。天地相接，宇宙遼廓……”
作者對沿途市井人物的刻畫，從地方軍政官員、商賈鄉紳到販夫走卒、農民村婦，也都眉目傳神，活靈活現：
“賒旗店區公所設在南北大街路西的一所大院落里，門旁掛著個墨跡被風雨侵蝕難以辨識的公所牌子。穿灰衣的鎮丁，肩上扛著桿‘漢陽造’，站在門旁。區長是個高胖大漢，土里土氣的一身黑制服，頭上戴了頂半新不舊的黑禮帽，在大街上走來走去，神氣并不多么足，因塊頭大，引人注目……”
在豫鄂邊界，作者路遇當地一村婦：
“我們坐在路旁的大磐石上憩息，見一個婦女從坡后背著一個兜子下來，走得很吃力。她一眼瞥見我們坐在那里，就把背篼往石上猛地一卸，原來是一兜子麥黃杏。因為撂得猛，震出十幾顆順著山坡滾動。她用襤褸的袖子揩一把額上的汗水，笑著對我們說：‘看樣子是些學生，外路人，吃罷，才摘的杏！’”
寥寥數語，村婦的健樸、豪爽便躍然目前。類似的描寫，在書中比比皆是，舉不勝舉。單從寫作的意義上說，《七千里流亡》也不失為一部上佳的范本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（作者：馮克力）
